11月22日，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在新浪财经主办的“2014新浪金麒麟论坛”上表示，2008年不审慎的发放了大量的贷款，造成今天监管困难的局面，同时中国金融监管应该着眼于宏观思维。

　　于学军表示，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走了30大几年的历史，从1978年开始到现在，已经超过三十五六年了，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经历了两次外围大的金融危机的冲击，其实在这个期间全世界发生的金融危机不止这两次，但是对中国明显形成影响的就是这两次，一次就是1997年从泰国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，也叫东南亚金融危机，一次就是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，当然这次金融危机的重灾区是在欧洲和美国。

　　他认为，这两个时期、这两个阶段，在亚洲和全球金融出问题的时候，中国金融的状况，包括我们银行、证券、保险，实际整个机构资产质量的情况、市场的情况都还是很好的。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，中国整个金融的状态不错。

　　但是，为什么到现在反而面临着严峻的形势。

　　于学军表示，实际上在两次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恰恰进行过两次不良资产的剥离，一次是在1994、1995年，我们当时治理整顿实行三年经济软着陆过程当中，当时对四家国有银行剥离了14000亿，大约是14000亿的不良资产，我们银行的状态在这个金融危机发生前正好是比较好的状态，2008年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，我们在2004年、2005年以后，又对工农中建交四家大的银行进行了不良资产的剥离，也是处理掉了14000多亿，其实这两次加起来处理了大概30000万亿的不良资产，通过剥离不良资产，银行的重组、改制，我们这两个阶段恰恰正好是银行处在一个比较强壮的状态下。所以当时的危机对中国的金融的本身冲击不大，另外我们当时状态比较好，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比较强。

　　“不是说中国的金融始终就是好的，只是说那个时候国家花的很大的代价，把这些不良进行了处理。” 于学军表示，起因实际上也是和金融危机有关系的，就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，中国政府紧急启动了当时所谓4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，巨额的投资刺激计划。

　　于学军有一个说法，叫4+10万亿巨额财政信贷投资的刺激性计划，“这个说法是我经常讲的一个概念，主要说我们当时4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，加上银行一年的放贷增加了10万亿，就是10万亿以上，实际上证券公司他们做过一些测算，加上表外其他没有统计进来的，实际上这一年大的口径应该是超过13万亿。但是在这之前我们一年的信贷投放，全年没有超过5万亿，所以一下子一年增加了一倍以上，实际上当时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货币信贷膨胀这样的问题。这个导致我们今天经济当中一系列的问题，比如我们的产能严重过剩，整体负债率大幅度攀升，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，影子银行、社会集资盛行，甚至在某些方面看起来乱象丛生，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，这些问题都是跟当时我们实行巨额的刺激性政策相关的。”大量的贷款在当时的情况下很不审慎的投放出去，今天就变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，或者潜在的不良资产，这个风险就由此而产生。”

　　于学军表示，现在银行普遍不良反弹的压力非常大，不管哪一个行、哪一个地区，实际上现在银行反映的不良远远没有完全暴露，个别银行还只是冰山一角

　　他举例比喻：将这个过程简单打一个比喻，中国金融现在的问题就是当时在这样一个巨额的货币信贷投放，好像欧美他们发生了金融危机他们得了病，中国紧急的为了抵御这个风险就打针吃药，但是打了过多的激素。当时治疗有好处，如果当时的打针吃药对症下药不对或者说剂量过多，一定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，中国目前出现的问题均是由此产生。

　　于学军还表示，有一个“三期”叠加的说法，其实“三期”叠加这个说法，最早都是由相关的部门总结出来来的，就是说中国现在经济当前面临的形势、困难主要就是经济增长的换挡期和结构调整的阵痛期，加上前期刺激性政策的消化期，“三期”叠加起来产生的效应。“三期”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前期政策消化期形成的，是一个基础起决定性作用的，如果没有当时这样的刺激政策，很难说我们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到中高速的增长，很难说我们的结构调整已经提20年不止了，为什么现在问题突出来了，实际上跟当时这样刺激性政策直接相关的，那么中国金融监管实际上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。

　　同时，于学军指出在这样一个形势面前，对金融监管部门确实是面临着一个巨大挑战，那么金融监管就需要创新。

　　于学军称，目前金融监管部门面临的问题主要不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宏观层面的问题。既然如此，就不能着眼在微观层面，而应当着眼于宏观思维，就是要表现出一种整体的战略性思维，而我们的监管部门往往他们专业性比较强，大部分的监管人员又是以专业性为己任、为荣耀，往往缺乏一个整体的宏观思维，这就是一项矛盾。